“翠兰, 明天各界都去见澳岛取经回来的同志，你去吗？”
陈翠兰听到同学的话，却面露些许犹豫, 她生性温和, 便道：“就算澳岛已经成功。但你们知道我的性子，如果要行使暴力的话, 我不参加的。”
他们在茶楼里才刚说了几句话，门外忽然喧沸震天, 喊声、打声、骂声, 混成一片，连地面都微微震动。
砰。甚至有枪声响起。
学生们都微微一震, 一位同学立刻出去看了几眼, 回来的时候面露愤怒：“英国人又出动军警了，不知道又要干什么好事！”
喧闹持续了很长时间,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, 身着制度、听命于英国总督的港英军警也越来越多，场面十分混乱。
老板也开始赶客：“都走了都走了, 我要关门了, 今天这生意不做了。”
陈翠兰只得与同学们起身离开茶楼。
他们经过大街, 看到街上与对面那些或印度、或东亚面孔的军警在英国人指挥下，神态凶蛮, 推搡着跟前手无寸铁、衣着朴素的工人。
甚至还有被军警围着殴打的，有正躺在地上呻吟、有蜷缩起来一动不动昏过去了的。
他们听见警督在吼：“滚回去工作！否则都关起来！”
一个女孩扑在地上躺着的女工身上，为她遮挡军警落下的警棍, 发出惨叫。
那女孩看起来年极小，大约十二三岁。
警棍和拳脚没有一点克制地落在她脸上、身上，几下就将小女孩踢倒一旁, 女工挣扎着爬起来，想去保护女儿，却又被一脚踢翻，竟然呕出血来。
陈翠兰和同学们正是十□□岁，年少热血的时候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同学们十分愤怒，上前挡住那对母女，向行凶的军警怒目而视：“你们是想把她们打死吗？”
“学生仔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我们是在抓捕犯人！”在六十年代的香港，连小学教育的普及，都尚只在文件里。这几个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一看就知道家境不菲。
军警们也对他们客气一些。
陈翠兰道：“犯了事也不该动用私刑！”
同学们更紧紧地挡在母女身前。
最后其他军警拽了拽同伴：“算了，老小两个女的就算了，那边还有要抓的。”
同学们把女孩和她母亲都扶起来，几个人搀一个，问道：“家住哪里？我们送你回去。”
他们根据女工的口述，把母女俩送回了家。
他们不出所料地住在老城。繁华的大厦高楼旁，脏旧的楼像一个个暮气沉沉，弓腰的老人。狭窄的街道上。窗户与窗户之间架着竹竿，无数衣裳被风吹得飞起，像这个城市的补丁。
属于母女俩的，是一间小小的、低矮的老屋子。
不到十平方米，住着一家三口，灶台挨着杂物，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脏腻的油光，显出主人的无力照顾。
这个家唯一干净的地方，是贴着五星红旗的床头一小块。那五星红旗分明是小女孩自己画出来的，连星星都画得歪歪扭扭的。
香港有很多人家家里都贴着五星红旗——从得知新中国成立后，工人们、穷人们、被外国人欺负的人们就很高兴，自发地在店铺，在家里挂着五星红旗。
红旗诚然碍了太多人的眼。英国人、从大陆逃来的国党余孽、台湾间谍、大财主，全都被那鲜红的旗帜刺痛了。
但穷人们还是情意眷眷地挂着，仿佛多望一眼红旗，就多有一分在苦难人间活着的将来希望。
此时天已经黑了。小房子里透出昏暗油灯的光，只能照亮方寸之地，亮了那画出的、似真似幻的五星红旗。
母亲靠在门上，不停道谢，时不时就咳嗽几声——那些港英的军警照着她胸口踹，她可能被踹伤了。
陈翠兰说：“您脸色发黄得厉害，恐怕被踹伤了。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吧。”
母亲说：“这不要紧，我的脸一向这样黄，不是生病，只在工厂里经常熬夜熬黄的。”说到工厂，她忽然忧心忡忡起来：“我倒不要紧，只是小娃娃还要看病，老细把我辞了，又不肯结工钱，以后怎么办？”
一个学生问：“您是在厂里犯了什么事，遭到辞退？”
母亲听到“辞退”几字，絮絮叨叨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声音低了下来：“我不是故意请假的，不喝水不出去我都没关系，但那天，我娃娃生病了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出去一趟。”
提到“请假”、“休息”，她像是自己犯了罪一样，竟然心虚起来。怯怯地看一眼学生们：“我丈夫死的早，家里地也被买走了，只有一个娃娃老细晓得了，扣了一大把的钱，还要开除我。我跪下求老细，求他不要开除我他把我赶出去，不听我说话我只能跟着大家上街，我想大家人多，大概老细会听听我们说的”
这位母亲没有读过书，也不认识几个字，从她颠三倒四的叙述里，同学们渐渐拼凑出了这一次工潮的经过。
工厂不肯让劳动者休息、请假。稍有延误，就扣工资。
几个工友一天做到晚，倒头猝死了。
譬如这位母亲，就是因为女儿生病看了好几次医生，误了几次工，竟然被老板扣光了当期的工钱，还遭到了辞退。
工人们义愤填膺，要求放假，要允许工人请假，老板不同意，还撤了分厂，让分厂所有工人都失业人们忍无可忍，就组织起来，想跟老板谈判。
但忽然来了一大群的警察，说是有人报警非法闹事，开始抓捕工人。
社会各界声援同情工人，于是走上街头，要求停止镇压劳动者。
这时，这位因为家里田地被房地产财团收购，因为失地而进了工厂，因为常年无休地做活，累坏了身体，熬黄了脸颊的母亲停下了絮叨，小心翼翼地问她眼中有文化的学生们道：“如果上街不好，那、那以后我都不请假，不休息了，老细能把工钱结给我吗？”
学生们都怔了。
半晌，陈翠兰深呼吸一口气：“您不用想太多，工钱他一定要结给你的。”
母亲便松了口气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同学们却都不说话了。几人心情沉重离开了女工家，谁知才走到街口，却见到一些衣着打扮与这片街道普通人不大一样的男子，大摇大摆地揣着刀闯进街来，胳膊上纹着大片刺青，东看一下，西荡一下，每进一家，总要手里攥点钱出来。
其中两个人已经收到了女工家，看看母女那鼻青脸肿的样子，笑嘻嘻道：“抵死，唔好好做工，就知闹事。闹事嘅唔系好人，你哋要交双倍。”
母亲仓皇哀求：“老细冇发工资，求求你”
“管你去死啦。唔交钱就滚出去。”其中一个黑衣男子威胁性地挥了挥刀。
但母亲实在一文钱也拿不出了。黑衣男子就搬走了她们家里最后一个值钱的大柜子。
一位冲动的同学看到这一幕，勃然大怒，竟要冲回去。
其他同学连忙拦住他：“不要冲动！这里是老城！我们已经被军警盯上了，这些黑帮更不会给我们面子！”
所幸母女俩没有事，只是在屋里哭泣。
青年们气红了脸，走出老城街道后，陈翠兰忍不住道：“那是管这几条街的黑帮？他为什么要因为她们上了街就收双倍？”
一个家里有些门路的同学冷笑道：“港岛的黑帮都跟警督，跟港英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干系。你以为本岛的黑帮这么嚣张是为什么？哼，给英国人当狗的太平绅士安抚上层，被英国扶持的黑帮控制底层。这就是英国人打的好主意。她上了街，就是英国人和那些太平绅士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当然警察打她，黑帮也整她了。”
他们默默离开了女工住的老城，一路上气氛沉凝。陈翠兰想到从小受到的与人为善，以和为贵的教导，更是心乱如麻。
街上骚乱、喧闹更甚。但人群推推嚷嚷，又逐渐收拢，竟逐渐有序起来。似乎有别着红袖章的工人混在队伍里维护秩序，还有逮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引着人群有序地喊口号。
随着街上工人们逐渐有序，不再推搡、喊骂，显得克制起来。
但他们越克制，港英军警们反而越如临大敌，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高级警督走出来，操着不甚熟练的中文：“你们这是想扰乱公共秩序吗？”
“我们不想闹事，只想谈判！”人们喊道。
高级警督道：“你们当中谁说话算数的，站出来，我跟他谈。”
人们互相看了一眼，犹豫片刻后，一个穿工装、面容沉毅的男子走了出来，站在人群最前：“我们不想扰乱公共秩序，只想继续谈判。”
“谈什么？”
“请你们释放被捕工友，同时保证工人正常的休息、休假而不被扣工资。”工装男子的声音清晰、条理分明而平静，侃侃而谈：“劳动者一天做到晚，连吃饭喝水的时间也没有，但凡想休息、请假，就要被老细以‘偷懒’为名辞退，或者按请假克扣工资。这不是对待人，是对待生产机器！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，只希望劳动者也有休息、请假的权利”
同学们悄悄说：“看，我认得那个人，他是我们的学长，现状在新华社当记者。”
高级警督回答：“只要查明那几个工人没有煽动群众，就放他们出去。至于你的要求”他顿了顿：“这是资方和你们的事，我们不参与劳资纠纷，一向中立。你们可以回工厂去，自行和资方谈判。”
工装男子冷笑道：“不参与劳资纠纷？你们的所谓不参与，就是事实上纵容资本家对群众进行打击！资本家拿钱请你们控制的黑帮去镇压工人，你们装作没看见，就是‘不参与’？我们抱团组织起来跟资方谈判，你们就诬造罪名，出动军警逮捕工人，这就是‘不参与’？”
“当强者暴打弱者的时候，你们只在一旁看着。当弱者反抗的时候，你们却上去抱住弱者，喊着‘别打了’。这就是‘中立’？”
高级警督被他说的哑口无言，恼羞成怒：“非法集会，我们有权逮捕！”
工装男子冷笑一声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砰一声枪响，血花蓬地炸开，他晃了晃，轰然倒下。
街上人群嗡地炸起来。劳动者、工人组织、还要赶来支援的港岛市民都大吃一惊，立刻涌上去围住工装男子：“快！送医院！”
一个知识分子打扮的青年四下一看，看见打枪的人悄悄缩回军警当中，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，愤怒大喊：“你们这是搞暗杀！”
但高级警督已经被军警护着退去，打黑枪的人躲在军警中间，砰，青年也倒下了。
人群更加惊恐，混乱之下重又推搡起来，军警趁机拷走了不少维持秩序的工人，还有赶来支援的市民被击中头颅，立时倒下。
暴力机器对手无寸铁的劳动者痛下毒手。
工人组织立刻疏散人群，同学们在混乱中挤挤挨挨，也差点跌倒，心惊肉跳地避开胡乱打人的军警，躲到了巷子里。
地上躺着呻吟的工人、市民，街上洒着鲜血。
巷子里没任何人说话。
他们只是要个道理，想要不被累死，想要正常的请假休息啊！
为什么、为什么啊！
是因为握枪的人不需要讲道理吗？